古老西藏流淌着一首诗

　　雪山江河作背景，草原大地作舞台。藏戏艺人们无须幕布，不要灯光，只一鼓、一钹为其伴奏，别无其他乐器，戴上藏戏面具，从色调造型上区分人物性格“善、恶、忠、奸”，便将生活点滴，厚重历史，演绎成各种动人心魄的故事，传颂千年之久，这便是藏戏的魅力。

　　在山南市扎西曲登社区，有一座表演的小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雅砻扎西雪巴藏戏传习基地”。从唐东杰布在扎西曲登村排练出最初的雅砻扎西雪巴藏戏开始，藏戏便在这片雪域高原上生根发芽，成为了一代代藏地人民师传身授的宝贵财富。

　　扎西雪巴村的村委会主任尼玛次仁，是扎西雪巴藏戏的传承人，解放后很多人忙于生产活动，藏戏渐渐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为了让藏戏更好地传承下去，1987年村民们建立了扎西雪巴藏戏团，手作服饰和面具，至今已有30多年。

　　藏戏起源于8世纪藏族宗教艺术，具有着“活化石”般研究价值的傩艺术形态，但又有不同于汉族傩戏的地方。藏戏只是西藏文化的一扇窗，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众多西藏艺术形式为内地所知晓，譬如才旦卓玛的歌，比如锅庄舞。

　　活跃在中国甚至世界舞台上的西藏艺人，正将世界的流行元素融入到歌曲、话剧、电影、剧本里，有人走进西藏，有人将他们带出，当现代舞者肖童戴上藏戏面具，顿珠次仁在上戏剧院说着“生存与毁灭”，更登彭措创造了藏族电影的票房纪录，这样的交融与碰撞，多半让凡人变得更有意义。

　　初夏时节，流行音乐选秀活动在拉萨受到追捧，年轻的藏族歌手希望借此崭露头角，民歌、流行歌曲、说唱等音乐风格悉数登场，获得大众喝彩。

　　25岁的巴邓顿珠一直活跃在各大平台之上。“在我五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周杰伦的《发如雪》，从此开始喜欢上音乐。”巴邓顿珠说，“西藏音乐市场有着开放的氛围，而且越来越多的西藏年轻音乐人也在不断朝着这条道路前进。”

　　时隔58年，84岁的才旦卓玛重回“上海之春”舞台，接过了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为她颁发的“特别荣誉奖”。人们只见才旦卓玛舞台上载歌载舞的模样，在后台，她更像一位邻家奶奶，和年轻人拉着家常，说说当年农奴的苦，聊聊今天的幸福生活。

　　1937年，才旦卓玛出生于西藏日喀则一个农奴家庭，虽出身农奴，但她的名字有着“长寿仙女”的意思。才旦卓玛的童年并不是人们想象般那么疾苦，咿呀学语时，便时常跟着大人们轻轻哼唱，那时唱歌没什么技巧，三五小伙伴在山坡上对唱，比谁的嗓门大，谁的声音长。

　　每逢藏族民间传统节日，如藏历新年、雪顿节、望果节，她的父亲和二姐都有演出藏戏。才旦卓玛耳濡目染，很快学会了藏戏。西藏和平解放后，日喀则成立了文工团，一有空她就跑到文工团的练功房门前，从门缝里偷偷看演员们说快板书和唱歌。

　　1955年，才旦卓玛作为日喀则地区的青联代表，在文艺活动上演唱了一首从老艺人那里学的牧歌，一鸣惊人。后来，日喀则文工团正式吸收她为独唱演员。才旦卓玛也有机会得以进到陕西第一所“西藏公学”学习。在那里，她和藏族的穷苦孩子一起，学习藏文拼音、汉语拼音等文化课，摆脱了“文盲”状态，也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才旦卓玛感恩是上海这座城市成就了她。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开办了民族班，去西藏公学招生，才旦卓玛被录取了。“第一次王品素老师把我领到了音乐教室听唱片，我听着那些婉转如流水的花腔女高音，听得入迷，禁不住模仿起来，老师惊讶极了，因为她竟然在钢琴上找不到我的高音区。

　　王老师当即决定不让才旦卓玛走传统路数，尽量保留藏族民歌的演唱特点，指导她通过科学方法把自然状态发挥到极致。“现在想来，老师做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丢失自己的嗓音特质。”后来，才旦卓玛用两个月攻克汉语，《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她一路从“上海之春”唱到了北京。

　　1964年，才旦卓玛作为西藏走出来的第一代歌手，参与了庆祝国庆15周年的《东方红》首演，这部音乐舞蹈史诗巨作，也让她立即红透中国、走向世界。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才旦卓玛先后访问过苏联、东欧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时，才旦卓玛成为了各大剧团欢迎的人才，但她却回到了西藏歌舞团，做了一名普通演员。她一直记得周总理的一句话：“离开家乡太久，‘酥油糌粑’的味道就会慢慢少了，你是藏族歌唱演员，希望你回家乡看看，回家乡歌唱。”

　　1994年才旦卓玛拿出自己的积蓄，专门为民族地区的歌手设立了才旦卓玛艺术基金。从才旦卓玛开始，上海音乐学院（以下简称“上音”）先后培养出何纪光、傅祖光、宗庸卓玛、古兰、巴德玛、拉姆措等著名的来自民族地区的歌唱家。但需要正视的是，近年来，西藏歌坛出现了青黄不接的迹象，最年轻的歌唱家也已年近五旬。

　　为此，西藏自治区文化厅仿效当年委托上音培养才旦卓玛等藏族歌唱家的做法，再次委托上音集中举办民族声乐藏族大专班，以缓解西藏当地高学历歌唱家“断层”的压力。

　　2003年，散落在西藏各地的15位藏族孩子，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刚开始，藏族孩子不懂保护自己的嗓音，兴致高时便聚在操场上从早唱到晚，老师教的方法没记住，最后嗓子冒了烟，按时练琴、练唱的任务也忘在了脑后。

　　系里的年轻教师就相互探讨，干脆根据学生的背唱记谱，再以现记的歌谱为蓝本生动地教学。不到一年，孩子们已经养成下午4点多就到琴房打卡“抢”座练唱的习惯，有人也能像模像样地弹钢琴了。60年来，上音为各民族培养了600余名优秀的音乐人才。

　　相比西藏歌舞，话剧在西藏的历史并不长，可如今在西藏，从城市到乡村，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农牧民，都开始对话剧表现出兴趣，拉萨街头的小型剧场也正在崛起。这样或多或少的影响，与远在45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着奇妙的连结。

　　“我最大的挑战，就是饰演哈姆雷特。”公演前12个小时，23岁的顿珠次仁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院，对着采访镜头说道。

　　5月14日，上戏首届西藏本科班排演的毕业话剧《哈姆雷特》谢幕，这一话剧由濮存昕执导，分普通话和藏语两个版本。演出结束后，饰演哈姆雷特的男主角顿珠次仁和主创们90度鞠躬，张开双臂，迎接来自台下观众的鲜花与掌声。

　　和很多上戏毕业作品不同，这场话剧舞台依旧遵循当年林兆华的思路，但让这群西藏的学生们演来，不仅当代感十足，且充满了全新的能量。十场演出下来，几乎场场满座。

　　四年前甚至更早，顿珠次仁从没想过这样的场景，属于自己。顿珠次仁的家乡在西藏阿里，从小和父母过着半游牧的生活，放牛、放羊的孩子，完全不懂什么是表演，只看过为数不多的几部动画片和电影。直到参加上戏西藏班的招考，被顺利录取，命运的轨迹彻底改变。

　　2017年入校时，22名西藏班学生还不知戏剧为何物，普通话也不流利。班主任杨佳老师说，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成都和拉萨的牧区和山区，去招生时，她准备了一套形体和台词的考核，后来发现根本用不上，拿到一个小品，他们的表演纯真且有逻辑性。

　　那段时间，老师们每天都在琢磨如何在保留这种天然质朴的同时，去打开他们，让他们放松。第一学期，杨佳就用高原音乐为西藏班搭建一座神山，让他们围绕在四周做各种生活练习。他们演人会紧张，但模拟动物却极其放松，普通话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教。

　　2018年，濮存昕以特聘教授的身份来到上戏时，同学们从杨佳老师口中听到这个名字时，没有任何反应。濮存昕打趣地说，自己来找散文的，没想到遇到了诗。本来只是为西藏班做助教工作，是散文；最后，为他们排演了《哈姆雷特》，是遇上了诗。

　　排演这部话剧，让西藏班收获了许多。顿珠次仁说，这场话剧是一个很莎士比亚的台词和剧本。锅庄舞、仓央嘉措的天籁，藏文化元素的融入，是创新，但不光要停留在这样的高度，还要能拿自己的语言，阐述世界经典，与世界对话。

　　饰演奥菲利亚的女主角旦增贡吉则看到西方文化和藏族文化擦出不同的火花。她说，西方文化更开放，藏族文化更含蓄。比如，有一个片段，是奥菲利亚在和父亲诉说对哈姆雷特的爱慕之情，当时她演得特别害羞，濮存昕反而觉得，这是一件要大胆地炫耀的事。“念藏族台词，也有矛盾的心理，因为我从没和父亲聊感情的事。但也有相通，就是爱与人性。”

　　很多业内人士看完剧纷纷建议，要让这台剧目走出去。巡演的邀约开始纷纷出现，而包括爱丁堡艺术节在内的不少国内外戏剧节，也对这台意义特殊的作品产生了很大兴趣。

　　记者了解到，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西藏班十年一招生， 2017级是上戏历史上第一个本科学制的表演西藏班。1959年至今，上戏表演系招收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四地近20个表演班共计300多名为民族地区定向培养学生。

　　1962年初，第一届藏族表演班带着田汉话剧《文成公主》在北京演出，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这个班学生回到拉萨后创建西藏第一个话剧团——西藏话剧团。顿珠次仁说，《哈姆雷特》是西藏班带回西藏的礼物，他希望今后，西藏民族的东西可以在舞台上发扬与传承。

　　或许是吸引力的关系，年轻人身边的圈子，逐渐聚合了很多关注民族地区文化的朋友，完全不同于三十几年前的境况。

　　1985年，曾在西藏藏剧团工作的“老拉萨”张鹰为藏戏《白玛文巴》设计舞台，当时从剧本上打破了场次概念，采用了现代戏的超前构成方式，在表现白玛文巴母亲的梦境时，整座舞台被一双佛的眼睛铺满，眼睛两边是佛的双手。

　　但遗憾的是，很多老观众看不懂这种抽象化的设计，所以这台戏只是排演了，并没有公演过。后来这台舞台设计参加了上海国际舞台邀请展，获得相当高的评价。

　　2018年，藏戏遇冷的状况改善，西藏艺人也逐渐被公众熟知。当年在《中国好声音》决战中，藏族小伙旦增尼玛凭借一首《喜马拉雅的孩子谜一样的天边流浪记》，继2017年的扎西平措，也获得冠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似乎借潮流形式，拿到了一把通往西藏的钥匙。

　　他们有人走出西藏。比如，藏族电影演员更登彭措，这位从炉霍山区一路走来，踏上威尼斯的藏族帅哥。很多人认识更登彭措，是他主演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然而大部分观众可能并不知道，他主演的电影早在2013年便获得过金马奖最佳短片奖。

　　2005年，当导演用打电线公里》的男主角时，更登彭措还在理塘小学当老师，他不知道这有什么值得祝贺的，更不明白电影对他意味着什么。两年后，他接触了藏族电影圈的朋友，开始不怯于承认自己身上的电影才华。

　　更登彭措塑造每一个角色都全情投入，他与花花世界的格格不入，反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2018年，《撞死了一只羊》一千万元票房创造了藏族电影的票房纪录，但相比商业片，还不足以支付一个重量级卡司的费用。藏族电影的出路，还需要打破文化隔阂，在观众和影片之间达成和解。

　　当然，也有人将文化带回。20年前，六位西藏年轻人，受90年代中国内地和国外摇滚音乐的熏陶和启蒙，回到家乡创办了西藏首支摇滚乐队——天杵乐队。他们用藏语写歌，把西藏传统乐器扎念琴融入到歌曲里，带动了一批西藏摇滚乐队。

　　更有当代舞者将西藏元素融入多元的世界。出生于1992年的现代舞者肖童在创作影像作品《非相》时，没有以还原藏戏的形式来完成这支舞蹈作品，她说，作为一个局外人，能做的是在当代语境中，用肢体语言对古老藏戏表达敬意。

　　当肖童提出想找一个脱离城市语境、有原生态自然环境的地方来完成作品时，摄影师很快带她去了一个藏在大都市里的茂密森林，戴上藏戏面具，以freestyle即兴舞蹈为基底，融合了藏戏服饰的造型在其中，体验古老的仪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