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史之乱看大国的衰败

　　——这是一位叫包佶的唐人，当时颇有政绩的财经官员，重过六朝古都金陵时写下的吊古之作。为什么是“再过金陵”时才有这种“江山不管兴亡事”的惆怅？大概那时国家的局势已不容再乐观了。

　　人们通常是在世道几经扭转之后，才逐渐对历史感兴趣起来。唐人“金陵怀古”之幽情也不是一开始就有，初唐、盛唐期间的诗歌几乎不怀古、咏史。只是到中唐以后，这个题材才渐渐流行起来。现代学者统计，有唐一代怀古咏史诗一共1424首，其中晚唐1014首，占到70%以上。而且所有写怀古诗的人，几乎都忘不了金陵，都要感叹六朝兴亡。

　　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中央政府在经济上愈加依靠长江三角洲，也为更多的官员和诗人到这片地方来亲身游历六朝古都提供了机会。不过，这并不是怀古诗大量产生的必然条件。一个例子，就是刘禹锡的一组称作“金陵五题”的怀古诗。唐诗选本经常收录的是前三首：

　　第二首说的“乌衣巷”，就是晋代“王谢”（王衍、谢安两族）等姓权贵世族盘踞的高尚住宅区，因有穿黑衣卫戍部队把守而具名。

　　有趣的是，据说在刘禹锡写这些诗歌的时候，还从未到过金陵。也就是说，这些全都是他的想像。可这些想像为什么一写出来就能赢得那么多喝彩呢？那不是因为诗中有哪些细节碰巧就像真的，而是因为那种没落的气氛，以及其中的不事经营，就要亡国的历史教训，具有极大的现实相关性。

　　追述历史教训，都是由现实教训引起的。而现实教训以历史教训来说出，不是为了说话委婉，不是为了掩饰现实教训的严峻，而是为了让作者的警示更具文化的锋芒。

　　在受到安史之乱重创之后，统治集团已不再是帝国初创时的豪强之辈，加上在体制上，又没有一种机制有效防范当权者像六朝君主一样滑上昏庸误国的轨道。于是，那些不甘心看着一个成功事业日渐没落的人们，必定要站出来一次又一次呼喊“历史教训”。他们认为，当权者亟需补上的一课，不是大国的崛起，而是大国的衰败；或许都是因为他们曾经一度太陶醉于大国的崛起，才把国家要务抛在了脑后。

　　了解到这一点，人们也就不会奇怪为什么中国人总是要念念不忘“历史经验”。在中国书店里，卖管理书籍的地方，也往往陈列着大量讲历史的书。这一点跟美国书店里的情况很不一样。那里的管理者们更重视的是技术知识和管理技术，谈点历史或者其他学科的教训，大约属于茶余饭后的边缘范畴。谁让中国人有那么长的历史，又见过那么多的昏君呢！

　　今天的南京到唐朝时已是六朝古都。加上后来的南唐，明亡后那个窝囊得不成样子的南明，在湘军合围下垮台的太平天国，以及1949年以前的国民政府，这个城市的历史遗迹实在太多。

　　与其他古代都城不一样的是，除了后来把首都搬到北京去的明朝以外，历史上那些以南京为中心的政权一律都是短命的。所以唐人韦庄要吟道“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上元县）。所谓“南朝”，即东吴、东晋，以及南北朝中的宋、齐、梁、陈。这些朝代统治的时间加到一起才270多年，难怪李商隐形容它们就像清早的迷梦一样难以持久：

　　所谓“龙盘”是指南京的地形，也就是虎踞龙盘，古人以为是“帝王气”的象征。在历数了六朝统治者的寒酸下场之后，李商隐禁不住讥笑道：哪来的什么“帝王气”？

　　是哪位大师看错了风水吗？李商隐在他的诗里没有直接做回答。不过，与他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位诗才横溢的温庭筠，却站出来做了这样的解释：

　　这里“直渎”是宽阔水路的意思。整个诗说的是东吴亡国之主孙皓，无德无才，偏偏是个自大狂，居然梦想“青盖入洛阳，以顺天命”，结果闹出丑剧。

　　从温庭筠的诗里，我们看到，一方面，当时政坛上“勇于”给当权者乱拍马屁和狂拍马屁的人已经不少，已经拍得都连最起码的现实都不顾了。不过温的最重要的贡献，更在于他第二句中提出的问题：难道六朝的接连倾覆，仅仅是因为统治者命运不逮、时机不佳、风水不利吗？别瞎扯了，诗人的回答几乎斩钉截铁：不具备领导能力的人怎么也得不到做领导的运气。

　　古代有无才治国的，现代也有无才治企业的。而这些企业，就像古代昏君治理下的国家一样，偏偏上上下下都迷信风水，不断地花钱花钱再花钱装潢大堂、粉饰门脸，办任何事情都要挑选“吉祥”号码，甚至反复设计自己的招牌、标识。不过，连路过的人们都心里清楚，凡是爱搞这一套的企业通常也都是做生意做得不怎么好的那种。

　　秋天的夕阳从残垣断壁上缓缓地落下，晚云从滚滚长江上涌起。六朝古都的景象，让无数唐朝诗人为之慨叹。高蟾在一首诗里问道，竟然怎样的语言、怎样的图画，能表达这无尽的苍凉：

　　诗人面对的到底是怎样的画，现代人已不必追究。但想起往日一幕幕的政局动荡、人事更迭，不论是诗人还是画家，只要是具有起码社会关怀的人，必然是人同此心。于是后世人读到了李白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登金陵凤凰台）；李群玉的“市朝迁变秋芜绿，坟冢高低落照红”（秣陵怀古）；郑谷的“帆去帆来风浩渺，花开花落春悲凉”（石城）；罗隐的“栖雁远惊沽酒火，乱鸦高避落帆风”（金陵夜泊）；包佶的“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再过金陵）……

　　唐朝的诗人，不是现代社会那种以自我边缘化为荣的诗人。他们就像现代的知识份子一样要对社会热点问题止不住地发表见解，越接近动荡的来临也就越要强调历史的教训。一次，晚唐的齐己（虽然是位出家人）也看到了一幅“金陵图”。图是什么样的图，图中树是怎样，云是怎样，甚至城中景象是怎样，诗人一概不提，而是径直就联想到六朝和隋朝在升平歌舞中相继倾覆的故事：

　　在靖王府诗会中，范闲以一首杜甫的《登高》独拔头筹，一时在京城声名鹊起，成为第一才子。那么范闲为何在上万首诗词中独选中杜甫这一首当自己成名作呢，这首词有何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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