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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九叶派”诗人郑敏去世:只有诗人和孩子看见这一切

2022-01-07 13:56:22诗集古诗网
  郑敏,诗人、诗歌评论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郑敏先生因病于2022年1月3日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郑敏,诗人、诗歌评论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郑敏先生因病于2022年1月3日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1920年出生于北京,福建闽侯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1952年在美国布朗大学研究院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60年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讲授英美文学。在西南联大时,受业于冯至先生,嗜读歌德和里尔克的诗,并深受后者的影响。郑敏喜爱绘画、雕塑和音乐,因此诗重意象、重音乐性,又富哲理,善于从客观事物引起沉思,把自我的感情化入浮想联翩的画幅,把读者引入深沉的境界。九叶派诗人郑敏度过百岁生日。

  通过画面,我们再次深刻感受到这位九叶派诗人的睿智、敏锐、哲思、以及“戏剧化”的风趣。百岁郑敏像个十足的“老小孩”,对着镜头,时而调皮地摆脱童蔚的话引,时而乖乖地沉浸在与童蔚的对话中。

  1979年的时候,曹辛之把八位写新诗的诗人约到他在王府井的家中聚会,说服大家:诗歌百家的春天来到了,我们应当找回上世纪40年代我们发表过的新诗,出一本集子,好让年轻人知道中国曾经有过这种诗。

  为什么叫“九叶”?当时曹辛之说,“九”,是指我们九位诗人。而我们这批上世纪40年代写诗的人,当时正在接受思想改造,总不能说自己是花吧?只能当绿叶,来衬托革命的花,那就叫“九叶”吧,名字就这么定下来了。郑敏年轻时照片

  郑敏: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我与其中几位诗人都还不认识呢。一直到70年代末,因为曹辛之准备出版《九叶集》,才在他家和众多诗人聚过两三次,并不熟。这些人里,我一度跟陈敬容通信较多,可后来几次变故,信都不知去哪里了。

  郑敏:一部分联大的,一部分是上海的。穆旦、杜运燮是我四几年在西南联大时就认识的,后来他俩都加入中国入缅远征军。袁可嘉也是西南联大的,但比我小。我只在录取名单上看到过他的名字,没有见过面。曹辛之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办刊,王辛笛、陈敬容、唐湜、唐祈也在上海。所以曹辛之办《中国新诗》杂志,劝我在上面发表诗歌,说:“我们是起一个‘南北对流’的作用。”

  我对穆旦的诗看得比较少,觉得很深奥。在当时他是九叶中名声最响的一个。按我的推测,可能是因为他最具有反叛精神,性格也强烈,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一种张力吧,所以大家印象深刻。

  杜运燮是新华社的,受奥登的影响最大,更接近现实主义,还在抗战时期写过《滇缅公路》等诗作,他的诗不边缘,不难懂。曹辛之是编辑,意识很敏感,对诗界很了解。陈敬容受法国抒情诗人的影响,只是后来写得较少了。

  唐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的诗里现实主义的成分多一些,很红革命。唐湜的专长是评论,理论很先锋,很现代派。袁可嘉则受瑞恰兹影响最深,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文艺批评当中。王辛笛的资格最老,是与卞之琳同时代的人,后来去了英国,结识了一些和他年龄相仿的英国诗人。

  总的说来,我们的路并不一致,相同的就是背景都是上世纪40年代。说起来,就像曹辛之捏了一把茶叶,把我们撮在一块。这本《九叶集》是解放以后中国的第一本流派诗集,封面是曹辛之做的,装帧非常漂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诗集,当时出来以后,很多诗人都大吃一惊:原来中国还有过这种诗。这本书,是我们的复活。

  记者:“九叶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诗歌流派形式出来的诗群,被列入中国现代10大诗歌流派之一。您认为“九叶派”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郑敏:其实我一直是个人创作,没有什么流派的概念。如果不是曹辛之,我也不会成为“九叶”中的一员,不会跟中国新诗发展相连。

  现在让我站出来看,我才认识到,“九叶派”总结了二战后中国新诗的氛围,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特征,那种“希望和忧虑交织,痛苦和兴奋并存,人类又逃过一劫,但明天应当是什么样的呢?”的迷茫。从风格上讲,“九叶派”的诗歌语言已走出早期的口语大白话,开始用文学语言承载他们复杂的现代思想感情。而且“九叶派”把中国和世界搅到一块儿了,它把西方文化思潮带入中国,把艾略特、奥登及德国的里尔克的诗,把后现代气氛引入中国。使得中国新诗走出早期所停留的雪莱般浪漫阶段,在生活上、概念上打破了旧的文雅。中国新诗放弃掉闺秀感情,“九叶”是第一个波澜。

  郑敏:我本来姓王。王家在福州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我的祖父王又典是福州很有名气的词人,我母亲念过私塾,非常喜欢诗词。父亲曾经留学法国和比利时,专攻数学。可能我更多继承了家族中文学的血统吧,我很喜欢文学,数学就一塌糊涂。

  上初中的时候我就非常爱看白话文学,散文啦什么的。初一的时候有个教语文的张老师特别欣赏我的作文,可能就因为我读鲁迅、周作人作品比较多吧,能学着说点时髦的话,感觉跟新文学接得上趟。(笑)晚年冯至

  郑敏:本来报考的是英文系,但我在注册的最后一刻忽然改了志愿,念哲学了。因为当时我觉得文学可以自己学了,而哲学一点都不懂。现在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这一步走对了。

  也是受家庭影响吧。我在一岁半时曾经得了脑膜炎,几乎要死了。后来就被过继给我父亲一个留法时期的好友。

  我的养父姓郑,养母就是我的姨妈,养母因病没有生育,我就成了郑家唯一的孩子。我是跟随养父母在河南六合沟煤矿长大的,养父最讨厌“东亚病夫”这个词,每天带我们去爬山,像放羊似的。五六岁时就带我去游泳。当时煤矿的领导层都是从欧洲回来的,非常注重让我们长成一个健康的现代人。

  我这姓郑的父亲对我非常好,极端自由平等。他是一位工程师,充满法国大革命为人类留下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他很快就成了同盟会会员,以那个时代所可能达到的最开明的思想抚育我,总是鼓励我要以平等自尊的态度和他探讨问题。因此我的童年和少年极少封建彩,也因此使我成长为一个重视独立思考的人。我父亲后来卖掉一座房子送我去美国念书,所以我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幸运的。

  郑敏: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读了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废名(冯文炳)等人的新诗。一般的通俗爱情小说我看不上,背后有点哲学的文学作品我才喜欢。到了二年级了,学校规定哲学系学生必须修德文。我被分配到冯至老师的德文班上,迷上了冯至的诗,觉得他的诗中渗透了哲学气息。这和我以后写诗,并且写以“哲学为近邻”的诗有着必然的联系。

  那时我下课后老去冯先生家傻坐,听他和他夫人,包括卞之琳等客人聊天、讨论。我也不发言,就总是在吸收。对我来说,冯家就像图书馆、像智慧的源泉。我现在觉得自己也挺可笑的,很想知道在他们眼中的郑敏是个什么样的怪孩子。(笑)

  在我大学三年级时,一次在德文课后,我将一本窄窄的、抄有我诗作的纸本递给冯至先生,请他指教。第二天德文课后,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小册递还给我,用他特有的和蔼而真诚的声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条路很难走。”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我想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诗歌的不解之缘。

  所以冯先生是我诗歌的引路人。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在写新诗方面,无意中走上了冯先生在《十四行集》中开创的那条中国新诗的道路。

  郑敏:我的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是巴金先生亲自编的。当时我正在美国留学。巴金对当时的青年作家非常爱护,给大家发表诗歌、编书,包括我和陈敬容的诗歌。

  郑敏:新诗是当代中国文学百花园中极重要的一枝,但它的读众之数量与满意度,却远远比不上小说、杂文等其他当代文学品种,其中主要的问题,出在新诗的语言深受“我手写我口”的观念影响,以致新诗的辞藻缺乏汉语文学语言所特有的“形象美”与深厚的“境界”内涵。

  每个民族都有口语与文学语言。古代汉语是世界上文学语言的奇迹,已经有了四千年的历史。我们今天的诗人,不应以为新诗是白话体,就与古汉语无关。诗人首先要珍惜自己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赋予它当代的阐释。今天的汉语,由于长期写“我口”,词汇量降低了,尤其是诗文词汇大量流失,深深影响到新诗的内涵深度和调的丰富,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诗歌语言的再创新。古典诗词由于不受口语的约束,辞藻是极为丰富多彩的。

  诗品的高远还在于诗的境界。境界是诗的灵魂,是诗的看不见的空间,想象力是可以打开它的灵魂的居所——诗的形式的金钥匙。今天的诗人应当多读古典诗词,领悟古典诗人的精神素养、诗魂境界的超越不凡,豪迈处荡气回肠,悲愤处惊天地泣鬼神,自然也有深情温婉之时。而诗人又将这一切心灵之境界,镶嵌入诗之肉体,这一切绝非“我手写我口”所能达到的。晚年郑敏(侯欣颖 摄)

  郑敏:中国当代新诗往何处去,这是一个思考中的问题。依我所见,21世纪中国新诗的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从新诗的艺术和审美层面来说,新诗的最大任务,就是寻找具有自己汉语语言特性的当代诗歌艺术,建立自己的新诗诗学,才有可能与世界的当代诗并驾齐驱。

  从诗的内容方面来讲,当代的诗有一种倾向,似乎以反崇高、反审美、性、反文化、反意义、反主题,代之以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等等,希望达到所谓“先锋”的胜利。境界是诗歌的灵魂,也是价值的最终所在,它并不浮出诗歌的表层,但却以它那不可触摸的光辉照亮全诗,没有境界的诗如珠玉失去光泽。诗歌需要诗人对生命真诚地揭示。真诚是诗人的第一美德,而任何油滑的玩闹都是对诗的亵渎。

  记者:您认为新诗的发展与中国当下的文化、教育、思维观等是否有着紧密联系?

  郑敏:新诗的发展与我们的文化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人文学科的教育长期得不到重视,这势必影响到我们的年轻人对汉字、汉语语言文化、古典诗词等的理解,也就必然阻碍新诗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得到健康的发展。

  另外,现在我们大学里中文系不认外文系,外文系不管中文系。外文系完全是语言教学了,鲜有文学研究。中文系总觉得只要对中文负责就行了,没有打开国门,把自己放进世界文学中去思考,不能以世界的眼光研究古典文学。中国有深厚的古典文学,新文学出现后它被忽视了,其实如果用世界的眼光挖掘古典文学,那里有着无穷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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